中华素尚以俭治国，如《尹文子》说，“晋国尚奢，文公以俭矫之，衣不重帛，食不重肉。无几，国人皆粗布之衣，脱粟之饭”。《韩非子》提到楚国令尹孙叔敖的日常饮食是“粝饭菜羹，枯鱼之膳”；《晏子春秋》提及晏子相齐三年，“中食而肉不足”。能做到这样，应当说是不易的。这除了有秉性的原因外，更是想为天下做一表率，以期国富民强。

汉文帝刘恒，素有勤俭节约之声望。他“亲耕籍田，以供粢盛，皇后亲桑以奉祭服。当时，大臣们建议他修建一座露台，刘恒“召匠计之，直百金”，便感慨道：“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。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！”于是当即果断取消了建台计划。他在位24年，宫室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，“皆无所增益”。唐太宗李世民患有“气病”，不宜居潮湿地方，公卿奏请给他在高地建一所寝宫，他以“糜费良多”为由没同意。左右“固请之于再三，竟不许”。

汉代的丞相公孙弘，也是一个自奉节俭的人，他认为作为人臣最怕的是“不俭节”，所以他自己盖的是布被，“食不重肉”，饭桌上不会出现两盘肉。他当了丞相之后，也是“食一肉脱粟之饭”。公孙弘明言自己是以晏子为榜样，也是为了治国富民。当时有这样的说法，“治国之道，富民为始；富民之要，在于节俭”。太皇太后在公孙弘死后，还下诏对他进行表彰，说“维汉兴以来，股肱宰臣身行俭约，轻财重义，较然著明，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。位在丞相而为布被，脱粟之饭不过一肉。故人所善宾客皆分俸禄以给之，无有所馀”。有一个叫齐贺的旧相识，在公孙弘当了丞相后来投靠他，公孙弘“食以脱粟，冠以布被”，也算平等相待了。齐贺对这样的待遇自然是十分不满，说这样的吃的我并不是没有，要是为了这个谁会投奔你呢？齐贺还处处散布谣言，说公孙弘“内服貂裘，外服麻裳，内厨五鼎，外膳二肴”，是十足的表里不一，他的俭朴都是假象。公孙弘得知此事，连连摇头叹息说：“宁逢恶宾，不逢故人。”公孙弘当然不是表里不一的人，不过从齐贺的话看，当时社会显然也有以俭素为美德的风尚。

宋仁宗赵祯，一日早朝时对近臣说：“昨夜因不寐而甚饥，思食烧羊。”近臣问为何不降旨索取，赵祯说，我听说禁内每有索取，外间就当制度立下来，我怕的是以后天天宰羊，浪费太多了。还有一次秋初宴会上有人献蛤蜊，赵祯问价得知每枚千钱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我常诫尔辈勿为奢靡，今一下箸费二十八千，吾不堪也。”结果连吃都没吃一个。

北宋文学家兼书法家黄庭坚，在朝中任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，也曾在外做过两州知事。他曾写过一篇《食时五观》的短文，表达了自己对饮食生活所取的态度，他认为士君子都应本着这“五观”精神行事。他说饮食时一是要想到经过耕种、收获、碾磨、淘洗、炊煮等许多劳动，还有畜养杀牲等事，自己一人饮食，须得十人劳作。在家吃的是父祖积攒的钱财，当官吃的是民脂民膏。食物来之不易，一定要懂得这一点，否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饮食观。二要检讨自己福行的高下，具体表现在对亲人的孝顺，对国家的忠贞，对自身的修养，如果这三方面都尽到了努力，那就可以对所用的饮食受之无愧。如果有所欠缺，则应感到羞耻，不能放纵食欲，无休止地追求美味。三则认为一个人修身养性，须先防备饮食“三过”，不能过贪、过嗔、过痴。见美食则贪，恶食则嗔，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来则痴，是为三过之谓。四要懂得五谷五蔬对人体的营养作用，了解饮食养生的道理。身体不好的人，饥渴是主要病症所在，所以要以食当药，做到“举箸常如服药”。五要记住孔子说过的话，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”，是说任何时候都应有远大抱负，使自己所做的贡献与所得的饮食相称。